今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七十周年。3月2日上午，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作协、中国左联会址纪念馆、上海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左联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许多健在的“左联”老盟员如夏征农等和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学者400多人参加了会议。几代文学家、学者共济一堂，遥想当年的光荣，重温当年的梦想。大会的召开使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左联”和“左联”研究。
说到左联研究，不能不提到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唐，还有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张大明和马良春，张大明与马良春合编过《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张大明自己还编辑了《左联回忆录》、《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下册）、《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沙汀文集》、《周扬文集》、《徐懋庸选集》、《阳翰笙选集》。为编这些书，张大明查阅了30年代的大量的左联杂志，把左联成员的作品基本读了一过。他后来还打算写一本“左翼文艺运动史”，已拟好了提纲，并动了笔，但被后来的“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项目打断。80年代后，张大明还出版了《三十年代文学札记》（天津人民版，1986年）《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四川文艺版）。他的左联研究也在思潮史的研究中得以伸展，其中第三编“左翼文艺思潮史”40万字就是张大明的成果。
而丁景唐若干年前抓住时机，搜集、影印了大量的“左联”时期的期刊等资料，为“左联”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打下了一个资料基础，现在提起这事，还令许多学者念念在心。说到研究的转变，张大明坦率地说，“我自己在70年代的研究和那时写的文章还有左的影响，比如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现在再让我来写，更会从现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出发来研究，既然文学的色彩很丰富，有它的发展规律，需要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
如果对左联研究者做一个大致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代。有学者指出，第一代学者是丁景唐，他与南京大学的研究群体做了大量的工作，准备了比较齐全的基本史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不过另一方面，这一代研究者由于受时代的制约，对“左联”的历史叙述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英雄史诗”。特别是按照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教条对“左联”所做的一些准政治断语，现在看来都是不恰当的。比如对“左联”的一些现在看来属于过激行为的肯定，对“左联”内部矛盾的掩盖，等等。对当时其他文学派别比如新月派、海派等过分贬低，造成学术上的一种排他性。第二代学者一部分是较早从事“左联”研究的，如张大明，他们所做的工作实际是第一代的继续和总结。另一部分则是从新时期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有新的理论视野，总体而言，以王富仁为代表。吴福辉认为这一代学者的成果最为可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视角从纯粹的政治观点转化为政治－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把鲁迅从一个简单的政治战士还原为一个思想革命家，而是他们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30年代的历史语境，从更宽阔的角度对“左联”进行了反思。这种工作是一种严肃的学术努力，所以也就有一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而说到第三代学者，吴福辉认为他们对历史的重新考察的确富有新意，比如像旷新年为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文学的重新定义》，就是从基本的概念开始，重新打量文学史，这是一种有突破性的“重写”文学史。但是因为他们更多借助于外来的思想资源，缺点和优点也都出在这里。如果缺乏对传统的深刻体认，单凭外来的学术话语能否与中国本土的历史语境接榫，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说到“左联”研究的现状，被采访到的人大多认为可以用“冷清”二字概括，有人甚至说“左联”研究面临困境。
首先是专门从事“左联”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最有学术能力的学者目前几乎无人以“左联”为专门的研究课题。较早的张大明近年在研究现代文学思潮史，与他同时的学者马良春已成古人，还有一位当年研究“左联”颇有成果的胡从经先生也早到香港，一去十来年，他当年的同行已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目前，现代文学界中学力深厚、年富力强的学者很少有人再以“左联”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至于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左联”为论文课题也是十家难觅一家。用上海左联纪念馆张小红女士的话说，我国目前的“左联”研究状况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不如日本，在日本尚有一个“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而且有个专门杂志《左联研究》，这个刊物至少已经办了十年。而中国的“左联”研究刊物从十年前申请，因为偶然的原因没有办成，以后就好像再也没有了机会。至于专门的“左联”研究学会，对那些想把“左联”研究深入、持久坚持下去的学者而言，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其次，研究成果方面，情况说起来也让人叹气。张小红为了准备今年3月的这次会议，写了一篇“左联”研究综述，写作过程中她查阅了近20年的学术期刊，发现关于“左联”的研究论文非常少，结果不免令人伤心。20年来，公开发表的关于“左联”的论文不过30来篇。进入90年代以后，1992年、1993年还有一些——这是因为1990年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的余温，可是到了1995年以后，关于“左联”的专门论文就很难找到了。
另外，对“左联”的研究现在往往是借大型纪念活动的光而热闹一时，“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一过，“左联”又被搁在一边。一些老先生在十年前写成的文章，十年后开会还是那一篇。即使提交的论文，也是急就章多，成熟的论文少。而从“左联”研究总体看，也是一般性的回忆文章偏多，学术性的探讨少。凡此种种，或许可称为学术研究的“纪念会现象”。
尽管有如此多的不如人意处，但“左联”研究毕竟有人在做，而且是倾全力在做。今年年初，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大型画册《左联画史》，它的编纂者姚辛几十年如一日献身“左联”研究，几年前已有《左联词典》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上海社科院文研所的孔海珠女士也做史料研究，并兼有理论眼光，所写《“左联”分期新探》就是她的新成果。青年一辈中，人在广州的艾晓明博士的专书《左联文学思潮探源》在学界颇有好评，有较大影响。可惜她本人近年的研究已转向。
此次学术研讨会上也有一些成果引人注目。王富仁把“左联”定位在既不是纯粹的文学团体也不是纯粹的政治团体，而是“当时不甘妥协的社会文化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广泛的反对国民党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联盟”。南京师大中文系的朱晓进被认为是中青年学者中的代表，他的观点与此相近，认为“左联”是30年代中国的一个“亚政治文化团体”。来自河北省社科院的王维国则从“左联”入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政治与文学、文学与派系等问题做了追根溯源的探讨。
由于学术环境的改善，思想禁锢的减少，张大明、张小红、孔海珠等都认为“左联”研究仍然大有拓展的空间。首先是还会有新史料的发现，比如孔海珠认为萧三日记就有待于发掘。对于“左联”后期，大家也都认为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张大明说，我们现在可以用一种更加冷静、理智的心态，回到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上来；现在我们可以去掉以前的浮躁心态，当年的那种“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的东西不会再影响真正的学术研究了。
身为上海市作协副主席的著名作家叶辛，是第二天研讨会的主持人。会后，他专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30年代文学对我影响很大，这其中当然包括左翼文学作品。我从小生长在上海，对30年代左翼文学作品中对上海的描写感到很亲切、很熟悉。茅盾的小说我‘文革’前就买过、读过，我比较喜欢他的小说和文艺观点。后来也读瞿秋白、蒋光慈等人的小说。那时候很多书都是在书摊上买的。我觉得他们的作品中有一种蓬勃向上的东西，有一种希望中国人生活得好、希望中国富强的东西。这样一种精神对今天的作家也是有益的，当代作家应当继承它。当然另一方面，我也承认，像‘左联’这一代作家对现在更年轻的作家的影响不如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大了，但不管怎样，那样一种精神还是值得继承的。”
在这次研讨会上，著名学者陈漱渝特别强调，“左联”研究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搞多元化。他还认为，“继承‘左联’的革命传统，从根本上说就是继承其革命功利主义传统”，“那种将文艺的革命传统跟审美传统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当前，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打好主动仗，就是对‘左联’最好、最切实的纪念。”
张大明说他总爱用“共生一地，共处一时”来概括“左联”文学与当时其他文学之间的多元共生的关系。他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是，“左联”的意义主要在于，从“五四”的个性解放跃进到30年代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在文学上拓宽了表现题材；用文学形式引进了马克思主义。
纵观几十年的“左联”研究，也许热闹会越来越少，但理智的思索和深入的研究会越来越多。近几年，“左联”研究不但有新方法的引入，也有新领域的开拓。“左联”的地域化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左联”研究要想真正持续下去，其更内在的动力在哪里呢？
吴福辉认为，老一辈研究者也许没有认识到“左联”真正的魅力所在，没有认识到“左联”当时的精神困境。这二者其实密切相关。当时参加“左联”的都是最优秀的人，“左联”能吸引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究竟是为什么？“左联”中那种激进的东西恰恰就是它的魅力所在，那种激进的东西其实贯穿在整个20世纪。“左联”的社会批判思想也是20世纪中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东西，它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彻底性、尖锐性，都使它产生了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精神魅力。这些如果仅仅从“左翼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角度来理解，是比较狭隘的。“左联”为什么杀不绝？这恰恰就是“左联”的魅力的表征。当年那些优秀分子参加“左联”的过程，从事“左翼文学”的经历，也是他们个人解放、精神解放的过程。丁玲、路翎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左联”既然有这样的魅力，它的精神传统就不会中断，就会有后来者继续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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